1969年，F·C·科利（F. C. Kohli）令孟买市的电网实现了计算机化。作为塔塔电力（Tata Electric）的总经理，这是他的一项杰出壮举，也标志着他正顺利地领导着公司。不过印度最大的家族企业集团塔塔集团（Tata Group）另有任务给科利。他被要求作为塔塔咨询服务公司（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，简称TCS）的总经理，令这家羽翼未丰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能够振翅高飞。
他面对的任务艰巨，在塔塔集团的50多家公司中，只要是对此感兴趣并且从外部客户招揽生意的，他必须令该公司的运营计算机化，尽管当时印度国内市场的计算机化远未成熟。
那时在全印度电脑也没有几部。对于进口新式大型计算机，印度的社会主义政府实施了严格限制，并征收高额关税，因为这类计算机被视为无意义的奢侈品，会带来取代人类工人的威胁。甚至没有一家私人公司尝试过购买。新的TCS公司既没有需要编写软件的用户，也没有用于编写的电脑。“TCS建立起来了，但却没办法运营，”科利苦笑道。该公司拾起了管理咨询项目而维持着运营。然而在1974年，TCS的总裁去世，科利继任了他的职务，并在接下来20年里将公司打造成一家具有4亿美元资产的企业。
2012年，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（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，简称IEEE）授予科利创始人奖章（Founders Medal），以表彰他对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作出的贡献。在颁奖典礼的视频中，塔塔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拉坦·塔塔（Ratan Tata）称科利为“印度外包之父”。在科利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时，印度还未被视为软件之国。今天，印度IT产业员工接近280万人，估计该产业在2012年的收入将超过1千亿美元。
科利出生并成长在白沙瓦（在今天的巴基斯坦），在成为旁遮普大学的物理学毕业生后，他曾想加入印度海军，不过也申请了出国留学的奖学金。因为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，也因为大多数海运船只仍由军队征用，他的奖学金比海军差事先被通过。因此他在1946年前往加拿大，获得了皇后大学电子工程学士学位，并在加拿大通用电气公司（Canadian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）工作了一年。接下来他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，在这里获得了电子工程硕士学位，随后在美国接受了电力工程师的短期培训。
1951年，他回到了新独立的印度，进入了塔塔电气公司，并参与了国家建设的过程。他与维多利亚杰比里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负责人P·K·科尔卡（P. K. Kelkar）一起，创立了控制工程的硕士项目，这在印度是首次。“但他并不是作为一名学者，请以最正面的含义理解我这句话，”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阿尔温德（Arvind，他通常不用自己的姓氏）说。“他的强项在于，他真正理解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联系。”
1959年，科尔卡成为坎普尔的印度理工学院（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，简称IIT）的创始主任，他鼓励科利参加了教师招聘委员会。四年后，由麻省理工学院非正式领导的、9人组成的美国大学联合小组，安排该学院接收了一部IBM1620电脑。美国计算机界的知名人士来给选出的一组学生上了一个速成班。“这对科利来说也是一次认识电脑的实践介绍，”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技术历史学家罗斯·巴塞特（Ross Bassett）说。这些学生有时会因为编程的热情熬到深夜。
科利陷入了兴奋之中。在尝试了该企业集团的学术分支、塔塔基础研究所（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）的一台大型计算机之后，他想要以一台专用的主机来控制孟买的电网。这次开创性的购买必须被作为一个研究项目来取得上级批准，他到现在对这件事都耿耿于怀。这次1968年的数字化改革，令他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，仅排在少数几家美国公用事业公司之后。
在TCS，科利对一批现成的优秀程序员进行了培训，他们是坎普尔印度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毕业生。TCS的第一台主机是一台从未被用过的ICL 1903，来自一家国有保险公司，该公司愉快地卸载了这台电脑，只收了原价的一小部分，此前一个公会阻止了这个“吞噬工作机会的怪物”的安装。通过使用这台和两台租赁的IBM电脑，他的程序员们开始将内部运营、一家国有大银行分行间对账，以及孟买的电话目录计算机化。
在1973年，科利成为当选IEEE董事会成员的第一名印度人。人们发来许多祝贺邮件，其中一封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卡尔怀尔兹（Karl Wildes）。他的这位年长的老师回忆道，科利是他的班上唯一拿高分的学生。“在麻省理工学院我学会了不断学习，”科利表示。
在1974年掌舵TCS时，他用自己的IEEE关系在美国建立起专业联系。那一年，TCS从底特律的电脑制造商伯勒斯公司（Burroughs）那里得到了一份合同。该公司向为其销售的新系列电脑配备一个医疗软件包。“但是在印度我们没有伯勒斯电脑，”科利说。因此他的团队在身边的ICL电脑上编码，并编写了一个过滤程序，能够把软件转化到伯勒斯电脑上使用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伯勒斯很快为TCS带来了更多项目，并成为其稳定的第一大海外客户。
为交付高质量的工作，TCS需要一台新型伯勒斯大型机。政府同意进口，但科利必须承诺在五年时间内出口相当于机器两倍的价值。机器的成本是34万美元。算上关税，TCS最终付的钱比这数字的两倍还多。不过，TCS也完成了出口收入的承诺。该公司的成功令印度政府重新考虑了对于电脑的立场，其他印度公司也加入这一行，印度的IT咨询公司热也就此展开。
科利说，是政府该鼓励国内软件发展的时候了，特别是可以“说”印度语言的软件。“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开发出为印度量身订做的应用系统，来提高这个国家内的效率，”他说。“这样计算机才能真正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工具。”
自从2000年退休以来，科利一直在与塔塔集团一起进行义务工作，来寻觅把电脑作为工具来推动印度发展的方式。作为一名贪婪的读者，他读到的那些恐怖事实和诸如此类的统计报告令他感到震惊，估计在2000年印度有将近1.5亿成年人是文盲，散布在50万个村庄里。在语言学家的帮助下，他判断出成年人平均需要认识500个单词，才能开始读报纸。他的程序员随后创建软件，在教成年人字母表之前，用图片来教授他们完整单词。在为期十周的试点项目中，来自海德拉巴附近的毕朗古达村（Beeramguda）的25名成年人，开始以他们的母语泰卢固语读报纸。
这项实验使用二手电脑上进行，在不同的地区并以不同的语言重复进行。到2009年，软件已经帮助超过12万人成功识字。今天，印度政府正把这款软件作为一种大规模干预手段，来协助消除成人文盲。
科利到2月份就已89岁，他还在处理他的国家所面临的一些棘手问题。他说，在许多情况下，信息技术都能有助于解决问题。“除此之外，”他笑着补充道，“我的时间还能做些什么呢？”
整理/夏立成上海蓝盟创始人兼CEO，复旦校友创新创业俱乐部副会长，致力于用IT外包网络维护服务赋能企业客户发展，助力其创新、迭代和进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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